“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千百年来，“善淤，善决，善徙”的黄河因治理难度大而闻名于世。它水少沙多、水沙异源、为灾为患，一直是“中华民族之忧患”。“黄河宁，天下平。”为了大河安澜，民生福祉，中华儿女求索的脚步从未停止过，一代代人呕心沥血、倾尽心力，甚至为之奉献了生命。

千年梦想的求索

    翻开治黄史册，面对汤汤黄水，华夏民族的祖先汇聚智慧和力量，与洪水进行了英勇的搏斗。历朝历代的治河先贤们提出了多种治河方略，积累了丰富的治河经验。大禹时期的“以水为师”，西汉贾让的“治河三策”，东汉王景的“宽河行洪”，北宋的改道之争，明代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清代靳辅、陈潢的“驻堤分水疏浚”等。如果从大禹治水算起，中华民族为黄河奋斗的历史，已长达4000多年。遗憾的是，不同历史时期针对当时的黄河提出了不同的治理方略，但都没能根治黄河水患，没能实现“黄河宁，天下平”。

    近代以来，治理黄河的方略也在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而转变和提升：1918-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提出他的治黄计划，主张“黄河筑堤，浚水路，以免洪水。”同时提出在黄河干流适当地区，借助现代化的闸坝工程，可引水发电，为沿线工农业发展提供廉价的能源。

    1935年，近代水利先驱李仪祉先生，提议在潼关至孟津河段，选择适当地点修建蓄洪水库。当年8月，荷兰籍工程师安立森与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察勘孟津县至陕县黄河干流，提出了三门峡、八里胡同、小浪底三个坝址的查勘报告，报告对三个坝址进行了比较，认为“就地势言之，三门峡为一优良库址”。

    1946年7月，国民政府水利委员会筹组黄河治本研究团，聘请水利专家张含英为团长，开始在黄河中上游查勘。张含英回到南京后，编写了《黄河上中游考察报告》，报告中有一章专论陕县至孟津间的水库问题，着重对三门峡和八里胡同作了比较。

    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国民政府黄河顾问团自黄河河口乘飞机顺河向上游视察流域全貌，实地考察了刘家峡、青铜峡、八里胡同、三门峡等多个坝址，提出了修建足以控制黄河全部洪水及泥沙的水库计划。虽然方案不少，但受自然条件、生产力水平、社会制度、人为破坏等主客观条件的制约，筑坝拦河、控制洪水等许多治黄构想成为“纸上谈兵”，黄河水患灾害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无怪乎李仪祉先生也曾发出“时局负我！”的喟然长叹。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蓄意挑起内战。根据黄河河务部门提供的资料记载，蒋介石以“黄河归故”为名，提前强堵花园口口门，妄图以水代兵，分割、淹没解放区。

    为应对新的防洪形势，为应对新的防洪形势，1946 年 2 月，解放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冀鲁豫黄河故道管理委员会，不久易名为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黄委前身），领导故道堤防修复工作，拉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治理黄河事业的序幕。

    1946年5月19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达成了黄河复堤堵口的协议。当时，黄河堤防经战争破坏和风雨侵蚀，残破不全，抗洪能力几乎丧失殆尽。沿黄地区的人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锨，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7年，滔滔黄河水回归断流 9 年的豫鲁故道。

三门峡坝址的锁定

    1949年9月，由王化云起草《治理黄河的初步意见》摆到了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案头。在《治理黄河的初步意见》中，王化云提出了“节蓄洪水，平抑暴涨，保持土壤，减低冲刷，固定河槽”的治黄对策。节蓄洪水的办法就是在陕县到孟津间，选择适当地点建造水库。可能筑坝的地点有3处——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底，选定其中一个。“三门峡建坝的水库水位高程为350米，以发电、灌溉、防洪为开发目的。”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黄以来，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明确提出修建三门峡水库的设想。

    为了根治黄河，20世纪50年代初期，水利部、燃料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对黄河进行了广泛的查勘，从河源到海口，从干流到支流，规模和深度均是空前的。黄委组织力量开展了对黄河干支流的水文勘察、洪水调查和泥沙研究及资料整编等基础工作。1950年3月至6月，黄委组织勘察队系统查勘了黄河龙门至孟津段，对水库的坝址选在何处有了全新的看法：过去中外专家对八里胡同坝址的估价过高，八里胡同虽有较好的地形条件，但由于其是石灰溶洞发育，在地质条件上远不如三门峡。鉴于此，郑重提出在三门峡建坝的建议，初步确定水库蓄水位350米，以防洪、发电结合灌溉为开发目的。

    从1950年开始，黄委对全河进行了大规模的地形、地质、水文等项的勘测和规划，规划原则是上下游兼顾和综合开发（防洪、灌溉、发电、航运、水土保持等）。由于流域规划在新中国尚属首次，无规可循，曾几经反复，但无论哪次规划，三门峡均是控制性枢纽之一，曾一再被提上日程又被搁置，形成所谓的“三起三落”。

    在龙孟段查勘后，报告尚未最后完成，已有三门峡建坝之议。1950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水利部长傅作义率领张含英、张光斗、冯景兰和苏联专家布可夫等勘察了潼关至孟津河段，布可夫认为当时中国不具备修建大型混凝土坝的技术条件，建议改建土坝，坝址放在潼关。黄委会在规划设计中受到治淮工程的启发，曾倾向于在支流上修建土坝，于是一方面组织支流查勘，一方面派员支援治淮，积累经验，三门峡方案被搁置。

    1951年，黄委组织了中游各支流的查勘队，第一次对各大支流全面调查研究，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跋涉，发现库坝址数十处，但在对支流水库进行规划设计之后，专家认为黄河支流水库控制性差，花钱多，效益小，技术经济指标并不理想，认为黄河和淮河情况不同，仍需在干流兴建水库，同时，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力主在黄河主干流上建设大型水电站，于是三门峡方案东山再起。当年5月，黄委主任王化云、水利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和苏联专家格里柯洛维奇等勘察三门峡后，认为三门峡地质条件很好，能够建设高坝，主张把三门峡水库蓄水位提高到360米，用一部分库容拦沙。但是，三门峡水库淹没损失太大，受到主要淹没区的强烈反对。1951年下半年，黄委转而研究淹没较少的邙山水库方案。

    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黄委会主任王化云汇报邙山水库方案，这标志着第二次放弃了三门峡水库计划。

    经研究，邙山水库仍然需要投资10亿元以上，移民15万人，且没有综合利用效益。在以几大水库为中心的开发梯级中，无论是早期的龙羊峡-清水河-三门峡系统，还是较后的龙羊峡-黑山峡-小沙湾-龙门-三门峡系统中，三门峡均具有其他工程无法取代的地位，在第一期工程的选择上，三门峡方案瑕不掩瑜，特别是和邙山相比，具有极大的综合效益。1953年2月，黄委向水利部第三次提出了三门峡水库方案。其后，水利部批示：要迅速解决防洪问题，花钱不能超过5亿元，迁人不能超过5万人。由于兴建远远超出这一限制，三门峡水库第三次被搁置。

    几番轮回，几番起落，体现的是当时党中央的两难——渴望解决黄河下游的千年水患，但八百里秦川终究不是能轻易付出的代价。

    反反复复，起起伏伏中，“三起三落”的三门峡工程将何去何从？

    1952年初，黄委提出聘请苏联专家组协助进行流域规划和三门峡水库设计工作，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列入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项目。1954年1月，苏联电站部派出以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专家为主的苏联专家综合组，帮助中国制定治理和开发黄河规划。此前，国家计委主持，由水利、燃料、地质、中科院等部位组成了黄河研究组（1954年4月改为黄河规划委员会），集中技术干部170人配合工作。同年2月至6月，8位苏联专家和120多位中国工程师和科学家组成了阵容强大的勘察团，对黄河进行了全流域考察。他们查勘了从河口到兰州3300约公里河道，干流坝址21处，支流坝址8处，灌区8处，水土保持区4处，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报告选定了三门峡、刘家峡、青铜峡等为第一期工程，要求在1955年至1967年内实施。列院副总工程师A.A.柯洛略夫，赞赏三门峡是一个难得的好坝址，苏联专家认为：“从龙门到邙山，我们看过的全部坝址中，必须承认三门峡坝址是最好的一个坝址。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方面的问题。”

    为什么众多中外水利专家都对三门峡青睐有加呢？在专家们看来，三门峡具有得天独厚的地质地形优势：一是三门峡谷位于黄河中游最狭窄的河段，便于给黄河扎上“腰带”，容易形成“小口大肚子”型的理想水库；二是三门峡谷水深流急、落差大，建坝后可以产生可观的水力发电量；三是三门峡谷分布着坚硬细密的闪长玢岩，岩体横跨黄河长达70多米，厚度为90~130米，地质条件优越，是坝基的上佳之选；四是三门峡的3条峡谷便于截流和施工导流；五是三门峡临近陇海铁路，便于建坝物资的运输。

根治黄河的开端

    1954年11月29日，国家计委主任薄一波主持召开会议，听取《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基本情况》的报告，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讲话中指出：“《技经报告》是根治黄河的唯一方案，按照这个方案逐步加以实施，不仅解决了危害最大的黄河洪水，而且解决了灌溉、发电问题和将来的航运问题。这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最迫切需要的。黄河规划的主要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方案，中央开会已同意了这一方案，今后的问题就是如何分头组织力量加以实施。”

    1955年夏，骄阳似火的北京。7月18日下午，中南海怀仁堂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水利工作的邓子恢代表国务院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宣读《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并提请大会审议。这份《报告》是在黄委会提交的《技经报告》的基础上起草的，并经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通过的。《报告》对黄河综合利用规划及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等第一期工程的内容作了详细介绍，勾画出了万里黄河上将修建多座拦河大坝和水库调蓄、灌溉土地、全线通航，以及未来解决泥沙淤积等问题的美好“远景”，同时也描绘了治理开发黄河的“近景”，即修建三门峡工程。

    “我若不把洪水治平，我怎奈天下的苍生？”伴随着邓子恢的慷慨陈词和动情描绘，一个“战胜自然的伟大计划”（1955年7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一个战胜自然的伟大计划》）横空出世，1000多位人大代表为黄河的美好远景激动不已，为它的第一期工程即将展开而备受鼓舞。

     1955年7月30日，黄河治理与开发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人大代表全票通过《黄河综合规划报告》，并形成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不得不说，《黄河综合规划报告》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报告，具有翻江倒海的气势和魄力，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彻底消除黄河水害的伟大计划，是代代沿黄人民的夙愿，是梦寐以求的根治黄河的开端。

    这份喜讯像长了翅膀一样，带着炎黄子孙的千年治黄梦想，带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人民的激情豪迈，飞出中南海，飞出北京，飞向万里黄河，飞向三门峡……（刘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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