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从无到有、从磨难中涅槃重生的探索历程，诠释着人民治黄里程碑的意义，践行着新中国水电建设事业探路先锋的使命，并向世界贡献着多泥沙河流治理的“中国方案”。即日起，本站推出【大河重器奏华章  幸福河开向未来】专栏，全面回顾三门峡水利枢纽历经65年的风雨坎坷，见证黄河母亲从“忧患河”到“幸福河”的沧桑巨变，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为建设幸福河贡献明珠力量，奏响大河奔涌新时代的华丽篇章。

    黄河由宁蒙河套流经黄土高原穿越山陕峡谷，冲出禹门口之后以一泻千里的磅礴之势浩荡南下，由于西岳华山阻挡，转头向东，在陕（西）、晋（山西）、豫（河南）三省相邻的崤函峡谷缓缓东去，这里就是三门峡。

    黄河穿三门峡而过，淤积的黄土地，诞生了仰韶文化、虢国文化、柿醋文化及由老子《道德经》衍化而来的道家、道教文化；沿黄河而行，连接洛阳和西安的崤函古道，曾在夏商时期是东西方文化、商旅和有关交往的交通大动脉，现成为了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丝绸之路上唯一一条道路遗存；“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曾在此地治理黄河，新中国在此修建了黄河上的第一座大坝。三门峡与黄河交融、见证着人间悲喜与沧桑巨变。

史迹三门

    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逐水草而居，衍生出一套适用的生存法则。生活在北方黄河边上，黄河也为三门峡带来了最早的文明曙光。

    1921年4月，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三门峡渑池县城北韶山脚下的仰韶村，发现了大量绘有宽带纹、网纹、花瓣纹、鱼纹、弦纹等精美图案的彩陶片和石器，这里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被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址。这一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新石器中晚期文化遗存，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它上承中原地区裴李岗（贾湖）文化和陕西大地湾（老官台）文化，为中国创造了一个美丽的彩陶时代，并在庙底沟文化期向四周强势扩大自己的影响，促进形成了覆盖如今大半个中国的早期中国文化圈，使之真正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而安特生先生主持的在仰韶村的发掘活动，也被考古学界尊为中国现代田野考古的发端。

    在这里，我们的先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我们点燃了文明的篝火，开辟了神奇和梦幻般的彩陶时代。从仰韶村、庙底沟、北阳平到黄帝铸鼎原，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发掘和研究，还在不断地带来新的惊喜。

    西周时期（3100多年前），周武王姬发去世后，其子成王年幼，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和召公奭辅政。当时天下很不稳定，周、召二人决定分陕而治，“陕”即陕塬，也就是陕州地坑院景区所在的张汴塬。周公治理陕之东，召公治理陕之西，陕西之名，即渊源于此。周公和召公在各自的辖区勤政爱民，为周王朝走向安定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周召分陕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成康之治”，“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画地为牢”等典故均由此而来。

    如今，召公分陕石、秦赵会盟台的遗迹仍在倾听着黄河的千年涛声。“紫气东来”“假虞灭虢”“唇亡齿寒”“起死回生”“鸡鸣狗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成语故事仍飘浮在历史的烟雨中。

    三门峡历史的悠久和厚重，部分来自于它的山川形胜。它地处豫、陕、晋金三角的核心区域，黄河冲出晋陕峡谷后遇秦岭阻挡，在三省交界处拐了个小于九十度的大弯，而后又劈开中条山和小秦岭、崤山山脉的封堵，东流而去。于是，在黄河天堑之南，在秦岭和黄土高原的夹持下，在关中平原和河洛平原之间，形成了一条连接长安、洛阳两京的险要通道——崤函古道，在这一古道之上，建起了一座“丸泥可封”的雄伟关隘——函谷关。对于三门峡境内锁钥两京的这一古道和雄关，古人从不吝惜自己的笔墨。在这座被誉为中华第一关的要塞下，诞生了我国哲学思想史的开山之作《道德经》。贾谊的《过秦论》、张衡的《两京论》都极言其险固，李世民也发出过“崤函称地险，襟带壮两京”的慨叹。也正是在这条咽喉要道上，金戈铁马、秋风鸣镝，演出了一幕幕雄浑苍凉的千年历史活剧，留下了杜甫沉郁顿挫的不朽诗篇“三吏三别”。如今这里作为古丝绸之路唯一的道路遗产，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三门峡的得名相传甚久，黄河流经崤函谷地，由于受中条山所阻，形成浩瀚大湖，常年四处泛滥成灾。大约公元4000多年以前，大禹奉命治水路过此地，挥剑劈山，打开三道泄水之门，称之为“人门”、“神门”、“鬼门”，黄河三门峡即由此得名。后人刻在悬崖峭壁上的“峭壁雄流，鬼斧神工”八个大字就是对先人治水的崇敬之情。峡谷激流中有一块巨石，任凭狂风恶浪，傲然屹立于黄河激流之中，这就是已经进入了汉语常用词汇的“中流砥柱”，它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历代文人骚客将他们目睹三门天险的感慨与敬畏之情刻留在这块巨石之上公元638年，唐太宗李世民来到黄河砥柱，写下了“仰临砥柱，北望龙门；茫茫禹迹，浩浩长春”的诗句，命大臣魏征勒石于砥柱之阴。身为帝王的他看到、想到的是“缅维列圣，降望大河；砥柱之峰桀立，大禹之庙斯在”“禹无闲然”（《砥柱铭》）等“茫茫禹迹”，想到的是“大哉伯禹！水土是职；挂冠莫顾，过门不息；让德夔龙，推功益稷；栉风沐雨，卑宫菲食；汤汤方割，襄陵伊始；事极名正，图穷地里；兴利除害，为纲为纪；寝庙为新，盛德必祀”（《砥柱铭》）。他希望自己开创的帝业能够“浩浩长春”，因而要魏征作铭，“茫茫旧迹，浩浩长源；勒斯铭以纪绩，与山河而永存”。他要传承、光大大禹之精神。

古道三门

    从先秦到盛唐，黄河三门天险是中国西出东进的重要航运要道，当年纤夫拉纤夺命过三门的栈道和拴纤绳的“牛鼻孔”至今还在，它不仅是古代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水上通道，对沟通中原与关中乃至整个中国的物质文化交流均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黄河漕运是我国古代秦汉至唐宋时期封建王朝的经济生命线，而三门峡则是这条生命线上的咽喉之地。三门峡黄河漕运畅通与否，与封建王朝政权稳固的息息相关。因此，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三门峡黄河漕运的畅通，陕州由此成为古代黄河漕运的枢纽地带，城市经济得到空前繁荣，独具地域特色的漕运文化也应运而生。

    作为黄河漕运的必经之路，也是黄河漕运的中枢地带，三门天险给漕运带来了极大的危险。漕运的船只经过这个地方，稍有不慎，便会立刻沉没，导致船毁人亡的局面。金代周昂《砥柱图》有诗云：“鬼门幽幽深百篙，人门逼窄愈两牢。舟人叫渡口流血，性命咫尺轻鸿毛。”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这样艰难的水运环境，严重影响了黄河中游的漕运运输。正因如此，三门天险成为整个黄河漕运的咽喉之地。

    秦汉隋唐均定都于长安，关中八百里秦川虽号称沃野，但毕竟所产有限不足以供给，京师粮饷仍需江淮供给。由于陆路运输受运输工具及“崤函古道”艰险难行的制约，黄河漕运就成了当时唯一有效的运输渠道。而在江淮之粮由黄河漕运到京师的过程中，因三门天险的阻碍，不知有多少人送命于三门漕运，葬身河底；也不知有多少舟船触撞砥柱，或沉覆水中。因此，历朝历代的黄河漕运都围绕着三门天险展开，对三门天险的疏通与治理，成为黄河漕运成败与否的关键。

    隋朝定都长安，为了满足政府的用度和军队的开支，必须将东南地区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转运输送到关中。政治统治的需求促使黄河漕运的规模空前繁盛，三门峡天险的整治也达到了顶峰，疏治方式也一改前朝单一修筑栈道或开凿三门的方式，开始采用修栈道、疏河道、开新河、建仓储和水陆联运的综合治理方式。

    唐朝初年，京城所需漕粮数量有限，加上黄河水运艰险，因此黄河漕运相对较少，关东的漕粮，主要通过陆运的方法到达陕州，通过三门天险后再水运抵达关中。但是到了唐高宗以后，京师的供给需求大量增加，陆运的方式已无法满足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自显庆元年（公元656年）起，又开始重新大力修凿三门栈道的工程，开启了唐朝政府大规模修凿栈道的历史。

    到了北宋，随着国都迁徙和陆路交通条件的改善，黄河漕运量逐渐减少，三门峡黄河漕运的使用和修整也相应减少，期间的漕运治理工程，也仅是就原来的栈道等设施稍加修凿。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力量的淡出，地方官吏以及民间力量开始介入黄河漕运设施特别是栈道的维修，商业气息越来越浓，由此成为三门峡黄河漕运的主导力量。

    三门峡黄河漕运也是我国历史上利用自然河流通航最古老的漕运路线，自秦汉时期黄河漕运业形成以来，三门峡便开始与漕运结下不解之缘，成为黄河漕运的枢纽和维系漕运兴衰的核心，由此带来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黄河漕运为这里带来了大量的商品，促进了人口的流动，为古陕州的发展繁荣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促使这里在唐宋时期的商业发展水平达到了极高的位置。

    黄河漕运的发展，不仅促进了陕州商业的繁荣，还为古代陕州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普通民众络绎不绝来到陕州，极大地丰富了古代陕州的社会生活。此外，漕运的繁荣、商业的发展还促进了文学作品的大量产生，古人赞美黄河景观、讴歌治黄的人物和事迹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这是三门峡黄河漕运历史变迁的重要见证。（刘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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